打小就知道一个很经典的故事：猴子来到玉米地它掰玉米啊，掰一个扔一个，最后，它瞎忙活了一天，还是没吃上玉米，猴子的贪婪着实令人叹息。然而，如果把这只猴子“拎”到当下的个别地方，下场可能会更惨——没办《秸秆放倒证》？你压根就甭想下田掰玉米，更遑论吃玉米了。
这“个别地方”就是河北的成安等县，为了防止焚烧秸秆，当地党委政府红头文件明确规定“确需放倒、撂倒玉米秸秆的农户，需持有成安县秸秆还田和禁烧指挥部统一印制的《秸秆放倒证》，并做到当天放倒，当天清运……”。 对没有《放到证》放倒秸秆的，则给予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
而实际上，当地农民千百年来的耕作习惯是要收玉米先把秸秆放倒。由于没有办理《秸秆放倒证》，很多当地老百姓只能望着丰收的玉米叹息或是像打游击似的按照传统的耕作习惯收玉米（见07年10月30日《法制日报》网站）。读至此，记者不禁“拍案叫绝”：《秸秆放倒证》“你太有才了”！如果要评选2007年最佳“金点子”奖，大概这前无古人的《秸秆放倒证》肯定会荣登榜首。
平心而论，农民怎么收割的自己庄稼本来是不太容易成为话题的，有道是“耕者有其田，收者有其法”，原本就一件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在颇富“创意”、人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河北成县，为了防止群众焚烧秸秆污染空气，当地政府却把这件小事给严重复杂化了：要想按照传统的方式收玉米，就必须先办理《秸秆放倒证》，否则只能站着收玉米。
连老百姓是站着掰玉米还是割倒秸秆再掰玉米都要管，乍看起来当地党委政府对百姓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细想起来却觉得不是那么一档子事。如果按照当地“父母官”的这种逻辑，那么凡是可能引发不良后果的一切行为都要先发一个许可证件才行：步行可能撞到人，所要发“走路证”；说话可能会影响别人，所以要发“说话证”……倘若真的如此，整个世界岂不是彻底乱了套？因噎废食式的惰性行政行为最终只能导致出现类似于《秸秆放倒证》之类的政治闹剧。
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秸秆放倒证》事件”更是对《行政许可法》的肆意践踏。我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定和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除此以外，其他规定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成安县委县政府显然不具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这是严重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

时下，经济适用房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但“经济适用墓”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就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听说了。报载，针对墓墓地越来越贵的实际，广东省“长期从事殡葬政策研究”的一位专家提出，“阳宅能推出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解决普通百姓的住房问题；阴宅同样应该推出经济适用型的，让绝大部分百姓都能“葬得起”（见4月3日《信息时报》）。
在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第一个清明节，“经济适用墓”这一“惊世学术观点”的“横空出世”究竟带来了怎么样反响？能否给凄清时节祭扫路上“欲断魂”的无数行人一丝别样的慰藉？笔者无从考证，但笔者脑海里却始终顽固地萦绕着这样一个大大的问号：作为“新生事物”的“经济适用墓”究竟适用谁？
生命犹如过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生老病死与月圆月缺一样同属自然规律。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死亡，古往今来不乏智者、先驱做出了很好的回答，且不说近现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视死如归，即使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庄子在妻子死后尚能“鼓盆而歌”，以示对生命规律的彻悟、尊重和超脱生死的洒脱。到了现在，乡野阡陌间依然流传着“活着不孝，死了胡闹”的谚语。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生死的超脱。既如此，生命凋落之后，是高碑大墓，是一抔黄土抑或是一个小小的“盒子”作为生命最后的注脚，原本不足道。
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带来的不仅仅全是进步和文明，一些不和谐的东西也随着口袋渐鼓从历史的故纸堆里跑了出来，比如大兴墓葬。这种现象在一些先富起来的地方表现得更为突出，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天价墓地”甚至“一墓难求”的现象，这不仅有违和谐社会的宗旨，更造成了宝贵的土地以及钱财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为“经济适用墓”论调的出现培植了“深厚”的土壤。
如果说个体的不违反法律的“追墓”行为尚可以理解的话，提倡“经济适用墓”似乎就有点不知所以了。众所周知，经济适用房是为了解决广大中低收入家庭人群的住房问题，适用于广大中低家庭。那么，“经济适用墓”是为了什么呢？适用“人群”究竟是谁呢？且不说中低收入者能否买得起，人为地把已逝的生命已经成空的东西分成三六九等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更是对生命尊严和自然规律的亵渎。归根到底，“经济适用墓”反映了对不合理需求的一种畸形满足和刻意迎合，这种逻辑如果推而广之，恐怕不知要冒出多少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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